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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歲末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國。醫護人員沖鋒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無不牽動著我們的心。近期，我們將陸續推出一系列文章、筆談，圍繞和此次疫情以及歷史上類似公共危機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復雜成因及后果，進行分析和反思，也將嘗試在古今中外相關的歷史經驗中，從人類曾經面臨的各種災難與危機中尋找鏡鑒。

今天，我們推送由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呂植教授及其團隊執筆的文章《代價沉重的進步：對野生動物保護修法的建言》。作為保護生物學領域的資深學者，呂植教授和她的同事長期以來為野生動物保護的政策推動而呼吁奔走。今春這場疫情爆發后，呂植教授迅速征集十余位學者的聯名簽字倡議，對從公共健康安全的角度加強和提升野生動物管理利用水平進行緊急呼吁。就在數日前，全國人大通過決議，將盡快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的修訂。這是一個代價沉重的進步，然而呂植教授和她的團隊主張，要真正實現這個進步，還需要從理念的更新、范圍的界定，檢疫體系的完善，信息公開與公民參與等各個方面，開展扎實有效的工作，使法律的規范和引導，落實在人們消費習慣的轉變上，重建人與自然的平衡。感謝呂植老師授權。

四位署名作者的單位分別為：呂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史湘瑩（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肖凌云（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趙翔（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呂植老師曾擔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第57期文研講座主講人。

代價沉重的進步

對野生動物保護修法的建言

文 | 呂植，史湘瑩，肖凌云，趙翔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爆發給整個中國帶來了一個特殊的春節，并波及到世界。病毒源于蝙蝠，雖然中間宿主還不完全確定，但已有研究都直指野生動物交易和食用，特別是臟亂的市場，諸多野生動物活體在不自然的狀態下聚集在一起，為病毒變異和跨物種感染提供了溫床。公共安全與野生動物直接掛鉤，讓“保護野生動物就是保護人類”的口號有了真實的切膚之痛。“病毒獵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利普金表示，希望中國永久禁止野生動物貿易，否則十年后病毒可能再次來襲。而從十七年前的SARS到今天的新冠病毒，暴露出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現有法律政策和執行監管中存在漏洞，亟待修訂和完善。

在1月20日疫情公開發布后，十九位院士學者在1月22日呼吁全國人大緊急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法律，禁止野生動物非法食用和貿易，從源頭控制重大公共安全風險。此后的一項公眾意愿調查表明，在近十萬被調查者中，贊成全面禁止吃野味和野生動物貿易的都在95%以上。

公眾之所以有如此高漲的意愿，與疫情造成了巨大的健康與生命損失直接相關。一個多月來，每天的疫情一個個跳動的數字背后都是一個個鮮活的、和我們同樣的人和家庭，這讓全社會陷入巨大的傷痛之中。不僅如此，“戰疫”還付出了難以估量的社會經濟代價。據估計，光春節7天，餐飲、旅游和影視業的損失就在一萬億元左右，服務業整體受到沖擊，生產短時間無法恢復，波及全球的產品供應。很多人估計，此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高于SARS。

2018年呂植教授成為北京世園會形象大使

科學研究表明，近些年來世界各地出現的新發傳染病，例如亨德拉、尼帕病毒，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等等，都和動物有關。統計發現有超過70%的新發傳染病來源于動物。這些病毒本來存在于自然界，與宿主野生動物長期協同演化，達成平衡，但由于人類食用野生動物，或者侵蝕野生動物棲息地，使得這些病毒與人類的接觸面大幅增加，給病毒從野生動物到人類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危及公共衛生安全。加之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流動，使得流行病爆發的幾率大大增加。

許多人稱此次疫情爆發的事件是“灰犀牛”——遠看似乎沒有威脅，而當它一旦被觸怒、向你奔襲而來時，能夠逃脫的幾率微乎其微。用這個概念來比喻野生動物貿易和食用對人類的潛在風險最恰當不過。非典時期，對野生動物食用和交易的禁令也曾如這個月這樣猛烈，然而半年一年過去之后，“好了傷疤忘了疼”，風險又被監管者和從業者所忽視，沒有從根本上杜絕野生動物的非法貿易和消費。因此，疫情的再次爆發有其必然之處。所幸的是，這一次，人大做出了快速和積極的反應。就在昨天（2月24號），人大常委會出臺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并決定由全國人大立即啟動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及相關法律的工作。

那么，《野生動物保護法》究竟有什么問題，應該如何修訂？

旱獺與藏狐是我國青藏高原上分布較廣的兩種野生動物，圖中一只藏狐正要把眼前的旱獺一口吞下，攝影師 ：鮑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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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改變理念，《野生動物保護法》應以保護為目的，并納入公共安全的考慮。

法律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色彩?！兑吧鷦游锉Ｗo法》最早發布于1988年，當時的立法目的為“保護、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方針是“加強資源保護、積極馴養繁殖、合理開發利用”，野生動物和木材、礦產一樣被視為可利用資源，保護就是為了利用。在2016年該法修訂時，對目的和原則做了相應改變，分別為“保護野生動物，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保護優先、規范利用、嚴格監管”。隨著生態文明理念的深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正在全社會逐漸形成共識，成為這個時代新的價值觀；并且通過SARS和此次新冠病毒的爆發使更多人認識到野生動物與公共安全的關系，因此建議此次修法將目的和原則分別修改為：“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建設生態文明”和“嚴格保護，規范管理，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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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應明確野生動物的定義，擴大《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范圍。

對野生動物的定義，建議采用人們通常理解的概念，即生活在自然和人工環境中、未曾被人類馴化的動物。目前，《野生動物保護法》只對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及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即三有動物）進行規定和保護。也就是說，該法只保護了瀕危物種和三有動物，不規范其他一般動物，包括蝙蝠、旱獺等具有潛在公共健康風險的物種，其捕殺、交易和利用基本不受任何約束。這是法律的漏洞之一。

出于公共衛生安全和生物多樣性作為一個整體保護的考慮，建議將該法的規定范圍改為所有野生動物，除了非國家重點保護的水生野生動物，適用《漁業法》等其他法律的規定；對農業、林業、公共衛生有影響的陸生野生無脊椎動物，適用《農業法》、《森林法》和《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規定；作為特種繁育陸生野生動物可商業利用的人工繁育種群列入《特種繁育動物名錄》（見下文），適用《畜牧法》《動物防疫法》等法律規定。

這樣的安排，既擴大了保護范圍，填補監管漏洞，又回答了公眾擔心的“野生魚能不能吃”，“蒼蠅蚊子是否保護”等問題，同時厘清野保法與其他相關法律的規范和約束對象的分工與銜接。

與此同時，建議盡快修訂自1988年以來未曾更新的國家和省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讓不少已經瀕危的物種得到應有的保護；取消“三有動物”，將其與之前未保護的動物一起列為“一般保護動物”。

一只藏狐進入了一只和它體型相差無幾的旱獺的領地，最終被趕走。攝影師 ：謝建國/自然影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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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禁止野生動物的食用和貿易。這也是此次修法人們最受關注的一點。

首先讓我們梳理一下目前《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野生動物的貿易和食用是如何規定的。出于對公共安全的考慮，我們著重分析了陸生脊椎動物的合法利用路徑：

由此看出：

只要有行政許可，所有的野生動物都可以進入市場進行商業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需要人工繁育二代以后進行商業利用，除醫藥（可直接利用野生的）外；

所有野生動物都可以進入市場進行食用，除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以外（無論野生還是馴養繁殖的）；

所有進入市場的野生動物都要求檢疫證明。

野生動物利用的行政許可、檢疫和銷售營業執照分屬林草部門、農村農業部門和市場監督部門負責。

結論是，貿易和食用的口子開得很大，難以控制公共衛生風險。

而且，這個體系設計得如此龐雜難以完整操作，無怪乎各地和部門由于行政和執法人員人力不足，能力欠缺，加之各部門職責不清，監督和執法不嚴就成了常態。違法成本低，導致大量無證經營、經營內容與許可不符，沒有檢疫證明以及利用合法的馴養繁殖許可掩護野外獵捕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進行非法貿易的“洗白”等行為，已成為多年的沉疴。

改變應該先從禁止食用做起。食用野生動物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維持生存的必需而多是奢侈消費，這從網上披露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大眾畜牧餐廳”的價目表上就可以看出。面對吃所帶來的巨大健康風險，以及人與自然關系重建的今天，我們不僅應該從倫理上做出取舍選擇，而且有必要受到法律的規范。我們的建議是，把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不得進入食品市場的規定，擴展到所有受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的野生動物。

問題來了：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算什么呢？

網傳“華南海鮮市場”大眾畜牧野味標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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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馴養繁殖動物白名單

由于之前《野生動動物保護法》對利用的鼓勵，以及地方和部門產業及扶貧等政策的支持，我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以商業為目的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和利用產業，并且較少考慮疫病的風險。2003年8月，在SARS疫情消除不久，國家林業局、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鐵道部、交通部、信息產業部、商務部、衛生部、海關總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等12個部門即聯合發布了《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陸生野生動物名單》，包括果子貍等54種動物。近年來馴養繁殖的經營者不斷增多，據統計，2004年時約有16000家。而在今年1月22日–2月8日，國家林草局應對疫情的緊急執法活動就檢查了各省共70216處人工繁育場所。這個龐大的產業，也是今天禁食野生動物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

這些經營的動物中，有一些繁育技術成熟、健康風險可控、擁有大規模可持續繁育種群且無需從野外捕獲野生個體的動物。對于這樣的繁育動物種群，我們建議建立《特種繁育動物名錄》，即白名單，允許繁育子二代以上的動物商業利用，進入市場。為了與野生動物區別，可以將這些動物定義為“特種繁育動物”，按照家禽家畜的標準，由農業部門進行管理。

白名單以外的其他所有野生動物，則規定不可以商業化繁育，只能用于科研、保護等小規模繁育，以防洗白。同時保護白名單上合法養殖戶的利益。

馴養繁殖一直以來因為一部分人存在以野捕代替養殖的非法行為受到保護人士的詬病，究其原因還是執法不力，違法成本太低。因此要從制度上降低執法的難度，提高違法的成本。例如，白名單的制定需要嚴格的標準和流程。

網紅養殖戶“華農兄弟”與兩只竹鼠

首先，白名單應滿足下列要求：

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

野外種群數量穩定健康，圈養種群可持續、規模化，且無需從野外補充種源。

有適于該物種的合法檢疫標準，且經科學評估公共衛生安全風險低。

建立物種系譜、繁育檔案和個體數據。特種繁育動物個體使用植入型芯片進行個體標識，并保留組織樣品兩年，供DNA抽樣檢查。保證譜系明確保證可追溯。

從養殖到利用的全過程做到信息公開，便于國家相關部門執法監督，以及公眾監督。

此外，除了動物白名單，對有能力和技術，符合操作規范的企業和養殖戶也可設置白名單。這些進入白名單的企業與養殖戶及其養殖動物的相關情況和行政許可同樣應做到信息公開，接受公眾監督。一旦發現違法行為，應考慮撤銷許可。

明確了以上內容，凡是市場上出現野生動物的貿易和消費就成為非法，消費者也應同樣以違法論處，這將大大減輕執法的難度，提高執法效率和力度。

列入白名單特種繁育動物可不可以吃呢？這取決于檢疫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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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疫是瓶頸

盡管允許進入市場的動物簡化為白名單上有限的馴養繁殖動物，大大減輕了檢疫的工作量，檢疫仍然是一個瓶頸。除了地方獸醫站人員和技術能力的缺乏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對大多數野生物種及其在不同食物和環境條件下的流行病研究，無法建立針對該物種的檢疫規程和標準，因此目前進入市場的大部分野生動物，包括蛇類、竹鼠，都無法進行防疫檢疫，即便是養殖成功多年的養鹿業，也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全鏈條完善的檢疫規范體系。

按照《動物檢疫法》第四十二條和四十七條規定，馴養繁殖的動物從野外種源的捕獲、到養殖、屠宰、加工、銷售各個環節都應有合格的檢疫，而《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則禁止生產經營未按規定檢疫或檢疫不合格的肉類。如果以這兩個法律的要求作為進入白名單的紅線，能夠滿足要求的動物寥寥無幾。經調查，主管農業農村部目前只頒布了生豬、家禽、反芻動物、馬屬動物、犬、貓、兔、蜜蜂等10種陸生動物以及魚類、貝類、甲類3種水生物種的《產地檢疫規程》，并沒有出臺專門適用于野生動物產業全鏈條的檢疫標準，如果檢疫也只能“借用”上述家禽家畜檢疫標準的方式，不能做到對公共衛生風險的精準防范。

沒有標準的原因很多，包括研究不夠沒有足夠的依據，而要為檢疫標準做系統性的研究成本太高，野生動物養殖涉及到至少100多個物種，成本就更高。所以短期內絕大多數野生物種很難做到合格檢疫。但是，檢疫是一條紅線，不能逾越。在批準白名單的時候，相關物種具備檢疫標準應該是一個前置條件，各地的主管部門在批準養殖許可的時候一定要弄明白檢疫標準是否可以達到，否則對養殖戶和企業可能造成誤導，帶來財產損失的風險。

如果真正做到繁育動物對人類的健康風險可控，除了繁育技術的成功外，還需要加強對野生動物疾病的而研究——深入了解物種在野生和圈養條件下的疾病和攜帶病原、以及人畜共患病和新型疫病的風險，據此建立一套針對該物種在飼養和經營不同環節的防疫檢疫標準和規程，有了檢疫的保障方可進行繁育進入市場。這是一套成本不低的操作。究竟應該誰來支付是一個難題。無論如何，針對野生動物的防疫檢疫管理辦法應該盡快出臺。

智利進口的近千只羊駝正在大興接受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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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行業的思考

然而，目前禁食野生動物在眼下面臨的一個更大的難題是，合法養殖了用于食用但沒有檢疫標準的動物，該怎么辦？特別是近年來有一批貧困地區獲得政府的支持和鼓勵開展養殖的農戶，會受到禁食的大力沖擊。誠然，禁食野生動物出于公共利益，人人有責，但是讓一些弱勢的群體為此承擔更大的代價，有失公允。禁食的舉措與1998年天然林停伐的情景非常類似，在措施上，是否也可以考慮采取類似的做法，由國家財政，包括扶貧部門，拿出一部分資金對從業者，特別是有可能返貧的農戶，進行轉型支持或補償？同時，也呼吁支持禁食的社會團體，也加入支持貧困養殖戶轉型的行列。

無論是禁止野生動物食用和貿易，還是建立特種養殖動物白名單制，亦或是依法依規進行檢疫，此次修法將無疑會規范和引導人們的消費行為，降低野生動物的消費需求。而疫情本身已經引發了相當一部分人改變自己消費行為的意愿。在剛剛進行的公眾調查中看到，絕大多數消費過野生動物的人表示以后不再消費野生動物。這與生態文明的倡導、全社會環境意識的提高，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預期野生動物消費市場的逐漸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行業的萎縮估計難以避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由國家還是由社會，多管齊下支持合法養殖戶的平穩轉型，于社會和生態而言都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同時也是保障禁食野生動物的規定能有效實施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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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

經過2003年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兩場疫情，我們已經清楚的認識到野生動物保護不僅僅是政府相關部門和少數從業人員的小眾事件，而是涉及到全國14億人甚至對全球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社會事項。因此，公眾理應對野生動物的相關信息，特別是管理和執法的信息享有知情權。

管理不到位、執法不力是目前社會和野生動物主管和執法部門的普遍的抱怨。除了人力和經費缺乏、權限有限、權責不清這些客觀因素——這的確是國家應該予以大力支持的，此外，其中是否存在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甚至知法犯法？信息公開將有助于公眾的參與和監督。對此，國家已有成例可做參考。2014年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就對信息公開和公共參與做了詳細規定，并設立專門的條例保障公眾參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值得借鑒。一旦信息被公開披露，這些保護部門接受的就不僅僅是政府相關部門的小范圍監督，而是全社會的廣泛參與。如此一是將對政府和部門形成依法行政和積極作為的源動力，二是將在相當程度上減輕政府執法人員的工作負擔，提升執法效率。

隨著公眾社會意識的不斷加強，現已涌現出了一批野生動物保護的熱心人士和志愿者，活躍在野生動物保護的前線，發現和舉報違法現象，協助和監督執法。事實證明，這些志愿者的提高了會發機構的行政效率，如果有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法律法規，進一步保障社會公眾和相關公益組織參與的權利，無疑會協助政府實行更加高效的公共治理、野生動物保護和公共安全維護。

法律具有規范和引導的作用，其最終的目的，是逐步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改變人們對野生動物只是“肉可食，皮可用，骨可入藥”的狹隘理解。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們，重建對自然的敬畏，維護人與自然之間、人與野生動物及其病原體之間的生態平衡，最終為的是人類生存的安全和長久利益。

對此，我們每個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由呂植教授創立的北京大學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官方網站圖，網站地址：http://www.shanshui.org/

后記

本文寫于人大決定出臺之前。在人大決定中，對禁食和可食做了如下規定：

全面禁止食用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交易、運輸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

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動物，屬于家畜家禽，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的規定。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遺傳資源目錄。

其中“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動物”與前文所說的白名單類似。本文所提及的一些考慮和問題，可供今后的修法和實施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