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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起涉野生動物案件引起不少關注——廣州一男子因涉嫌非法收購獵捕野生動物被刑拘，現場查獲疑似國家級重點保護龜類動物活體7只。

不少野生龜因觀賞性強，市場價格高，非法捕獵的現象屢禁不止。今年，廣東省生物資源應用研究所（現為廣東省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龔世平課題組聯合生態環境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等相關單位的專家，在國際著名期刊《Science》（科學）上發文，呼吁加強野生龜類和生物多樣性保護，認為加強中國瀕危龜類保護，維護生物多樣性迫在眉睫。

但上個月，汕頭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鄭銳強博士在汕頭海域發現極度瀕危物種棱皮龜，他表示近年來，在海洋環境污染、棲息地遭到破壞、餌料生物減少等背景下，棱皮龜越加珍稀，能夠在汕頭海域發現棱皮龜實屬罕見。

一方面說惡化，一方面又體現出好轉。那么，廣東的野生龜類保護情況到底如何？南方日報記者采訪多方發現，與野生龜類保護有關的一些問題，要下明確的結論為時尚早。

野化人工繁育海龜困難重重

位于惠州惠東的“海龜島”，是全國唯一的國家級海龜自然保護區，也是探討野生龜類保護情況繞不開的地方，被稱為我國1.8萬公里海岸線上最后一張海龜“產床”。

“海龜對出生地高度忠誠，有神奇的導航能力，成年后會洄游數千公里，漂洋過海，回家產卵。”保護區工程師陳華靈介紹，海龜對繁殖環境很苛刻，研究發現，海龜上岸產卵時間集中在4月到10月之間的凌晨，此時外界環境沒有任何干擾，且海水溫度在25度左右，卵產下后需要用沙灘上的沙子覆蓋。

保護區首任站長張曉榮透露，海龜苛刻的繁殖要求，加上利益驅動下的大規模盜獵，上世紀80年代初海龜便急劇減少，被列為國際瀕危物種，在向上級報告后，海龜保護區在惠東成立，上世紀90年代升格為國家級，并不斷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其發展。

雖然保護區不斷鉆研海龜人工孵化、增殖放流技術。每年野生海龜上岸產卵時，保護區會實行人工孵化和養殖，再放歸大海。但在海龜野外生存環境惡劣、種群數量急劇減少等嚴峻形勢下，傳統保護方法如同“守株待兔”，十分被動。特別是2006年后，每年上岸產卵的海龜寥寥無幾，個別年份甚至為零。沒有種苗，增殖放流如無源之水。

于是，保護區開始科技突圍，開始著手海龜的人工繁殖研究，隨著保護區逐漸升級和改造了海龜繁育基地老設施，更接近真實的模擬自然條件下母龜產卵環境，人工孵化率不斷提高。

2017年7月24日晚，91只全人工繁殖海龜在保護區繁育中心成功出殼，孵化率達91.9%，這是保護區人工繁殖海龜單窩孵化率的最高紀錄，標志著我國成功攻克了海龜人工繁育技術難關，也引起了國際科研界的高度關注。

據了解，今年是保護區的第四個人工海龜產卵季節，已經上岸產卵的母龜有四頭，共產卵14窩，保持了連續四年正常誘導海龜上岸產卵的態勢。

人工孵育后放生，似乎也能提高野生保護龜類的數量，但這可靠嗎？

“人工繁育海龜是保護野生物種的必須途徑，也是保護其生物多樣性的關鍵，這與大熊貓的人工繁育保護方式‘異曲同工’。”海龜灣保護區夏中榮博士表示，人工繁育并非讓海龜隨意配種，而是需要選擇來源不同的公龜、母龜作為父本、母本，以避免近親繁殖現象產生，從而提高小海龜在野生環境的成活率。

不過，這個過程仍面臨不少難點。“海龜的生命周期長，導致性成熟時間漫長，對科研人員來說是很大的考驗。”夏中榮說，野外環境下，海龜性成熟時間平均需要33年，人工條件下可縮短至15年，加上種群數量稀少、受精率底等因素，海龜的人工繁育研究需要一代代科研人員接力完成。

另外，海龜野化訓練也是保護區正在攻克的重點課題。該負責人介紹，為進一步提高人工繁殖的小海龜成活率，在放歸大海前，技術人員會對小海龜進行野化飼養，提高其野外生存能力，“比如，訓練它們在野生環境如何捕食，如果躲避各種傷害等。”

陳華靈表示，隨著保護區外圍的港口小鎮旅游業興起，燈光污染、生活垃圾及污水等給周邊海洋環境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也對海龜洄游、棲息及繁殖行為均會造成一定影響，而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比較缺乏，具體影響確定不了。”

即使面對眾多困難，9月8日，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海龜野化基地還是正式啟用了，首批放入15只身體狀態良好的綠海龜，為我國海龜保護事業寫下新的里程碑。

“我們也考慮過野化人工繁殖，還專門備了種，但因為科研水平不足，最終沒有付諸行動。”梁愛洲是湛江市硇洲島海龜城的負責人，海龜城專門收治受傷的綠海龜等保護動物，等它們康復痊愈后再放歸大海。

提升保護等級存在爭議

人工繁育并非廣東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獨有的，事實上，廣東省龜鱉養殖行業協會里的成員單位所售的產品大部分都是人工繁育品種。

但是，2020年7月，廣東省龜鱉養殖行業協會向農業農村部提出關于《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名錄》征求意見的建議和意見，文中提到，有極端保護主義分子，提出要全面提升閉殼龜的保護等級為一級，把黃喉擬水龜列為二級保護，但這會對國內龜鱉產業造成極大的打擊。

文中同樣提到，根據2019年7月的統計，廣東省龜鱉養殖從業人員27萬，綜合產值達400億元，養殖最多的黃喉擬水龜達2438萬只。但記者兩次聯系協會負責人，均未得到提升保護等級帶來的影響的回應。

在龔世平看來，廣東省龜鱉養殖行業協會的聲明并未弄懂提升保護等級的含義。“目前養殖技術成熟、養殖規模比較大的兩種閉殼龜是三線閉殼龜（俗稱金錢龜）和黃緣閉殼龜，即使提升為一級保護等級，保護對象仍然是野生種群，不包括人工馴養繁殖種群。 對于一些人工種群極小的閉殼龜而言，例如云南閉殼龜、百色閉殼龜、金頭閉殼龜等，列入國家一級保護名錄，并不會對產業造成明顯影響，反而有利于保護野外種群。”

龔世平表示，以三線閉殼龜為例，一只成體龜能賣幾萬到十幾萬元，所以野外的盜獵非常嚴重。如果它被列為一級保護動物，對盜獵者造成的法律威懾力更大，有助于減少盜獵。

“所以，從國家保護瀕危野生動物的角度出發，我認為對于一些野外種群極度瀕危，但人工養殖規模較大的物種而言，可考慮把野外種群列入一級保護名錄，這樣有利于物種保護，也不傷害合法養殖戶的利益。后面需要考慮對養殖種群進行標識化追蹤管理，避免一些非法養殖場打著養殖的旗號販賣野生動物。”龔世平說。

而一名不愿具名的相關人士指出，追求提升一級保護，并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從實踐層面，海龜洄游路線通常跨國越境，執法、保護難度大，而野生陸龜平時在深山老林中，執法、保護難度同樣較大。“龜屬于冷血動物，目前難以有有效的監測手段，政府掌握的面上情況少之又少。”

其同樣表示，廣東至少在保護海龜層面投入的并不多。

保護意識提升背后缺乏知識支撐

龔世平雖然在論文中提到中國大部分龜類的野外種群下降超過90%，物種已經普遍瀕危，但其也表示在少數山區里，平胸龜的數量是有所恢復的。

“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部分自然保護的執法管理加強了，人們對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意識提高了，盜獵活動減少；另一方面，由于龜種群數量極少，盜獵者花費很大的氣力卻收獲甚微，得不償失，所以就放棄了盜獵，從而給部分幸存的龜留下了繼續繁衍的機會。”龔世平解釋。

龔世平回憶，2003年以前人們普遍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意識還非常淡漠。

龔世平說，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及之后，國家做了大量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宣傳，大眾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意識有了明顯的提高。近十多年里，國家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宣傳越來越重視了，電視、報紙、網絡上關于動物保護的先進事跡、執法活動、打擊犯罪的案例宣傳越來越多。“總體來說，近10多年來，大眾對野生動物的保護認知有了顯著的提高，保護意識也逐漸在全社會樹立起來。”龔世平表示。

梁愛洲同樣認為，經過當地相關部門的不間斷宣傳，這幾年湛江民眾對海洋瀕危動物的保護意識明顯提高，市民救助放生海龜的活動多了。“我常接到求助電話，咨詢如何救助或放生海龜。”梁愛洲表示，就在9月3日，湛江市市場監管局在巡查過程中罰沒了一只海龜，并致電梁愛洲請他幫忙接回去進行救護。

但畢業于海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碩士研究生葛研在2016年曾以廣州地區大學生群體為調查對象，進行龜類消費及保護意識現狀調查，情況卻不容樂觀。

根據對問卷的分析，葛研發現，超過一半的調查對象對有關龜類保護的法律法規缺乏了解；僅有極少數人對龜類瀕危現狀比較了解；只有0.6%的人對受保護龜類物種具有較好的鑒別能力；31.8%的人對外來龜類放生缺乏正確認識；89.0%的人認為放生龜類前不需要向政府有關動物保護機構咨詢。

“可見，廣州大學生的龜類保護知識仍非常缺乏，不足以形成良好的保護意識。”葛研在論文中寫道。

【記者】黃鴻基 烏天宇 劉穩 黃進

【統籌】邵一弘

【作者】 黃鴻基；烏天宇；劉穩；黃進；邵一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