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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三年，關于“江豚遷入海洋館”的討論再起。近日，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長江江豚遷地保護行動中，共有19頭江豚被遷往天鵝洲科研基地、何王廟故道等區域。其中，6頭江豚被遷往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上海海昌海洋公園的人工繁育基地。

對此，有業內人士呼吁認清當前生態形勢，加強對江豚人工繁殖技術的研究；以海洋館作為研究科普平臺，提升公眾對江豚乃至長江生態的認知和保護意識。

另一方面，也有網友提出疑問：“為何要遷往海洋館？”“對種群和生態有何影響？入館后如何監管？”

在江豚數量僅剩1000余頭的情況下，這次史上最大規模的長江江豚遷地保護行動，每一步都牽動人心。

“湖北天鵝洲故道（指長江已經改道的舊河道）將遷出19頭江豚，其中兩頭遷往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四頭遷往上海海昌海洋公園。”

天鵝洲故道長江江豚種群數量達101頭。實施這次遷地保護行動，是為“有效降低長江江豚群體集中風險，完善長江江豚遷地保護網絡。”

江豚，因其可愛的外表被稱為“微笑天使”。又因其極度瀕危的狀態，被稱為“水中大熊貓”。早在2018年，江豚遷往海洋館一事就引發過關注，三年后，再次牽動人心。消息一出，有網友認為不妥：“江豚就應該屬于長江”“送入海洋館會成為牟利工具”“對江豚種群、個體都是一種傷害”。也有人認為，江豚可以和大熊貓一樣，在足夠的監管下于公園生活，這是保種和科研的必經之路。

5月9日，在長隆海洋王國一場館內看到，幾頭江豚在場館水池中游動，偶爾露出水面，銜走飼養員手中的小魚。現場一名工作人員介紹，這是暫時的存養地。目前，江豚館已基本建設完畢，江豚將被遷往更大的場地。

長隆海洋王國副總經理李湛偉：“目前引進了6頭長江江豚，三公三母，年齡在三到十二歲之間，還是一個比較年輕、有活力的種群。”

為何將江豚遷入海洋館？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指出，這是為了利用海洋館良好的硬件設施條件及在鯨豚類人工繁育方面的技術積累，搭建長江江豚保護研究平臺，與科研單位合作深化研究爭取盡快突破人工繁育。同時，利用水族館科普宣教優勢，積極開展科學展示和公眾教育等。

農業農村部長江辦副主任趙依民告訴澎湃新聞，人工繁育問題不解決，僅靠江豚野外種群自然增殖去實現搶救性保護的目標，風險很大。“像江豚這種僅剩1000多頭的哺乳動物，所處環境還與人類活動密不可分，生存風險仍然很大。如果江豚集中分布區出現突發性事故或者極端氣候，比如船只（危化品）泄露或者極端枯水和極寒天氣，受到影響的江豚群體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間覆滅。”這也是加快推進江豚人工繁殖研究、盡快建立江豚保種屏障的原因之一。

2008年雪災致使多地遭受冰凍霜害，天鵝洲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多頭江豚死亡。

趙依民介紹，雖然長江沿線水域環境有所改善，江豚致危因素有所減少，但部分影響長江水生態質量的因素短期內無法消除。例如：上游的梯級電站建設和運行將會對長江水文和水溫節律造成影響，挖砂采石、航道建設和航運發展將會對江豚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魚類資源產生不利影響，這些都會影響到江豚的棲息、覓食、繁殖......

除了野外江豚可能面臨的風險，“缺錢”也是向海洋館遷出江豚的原因之一。

有業內人士稱，目前研究江豚的設施都還是三十年研究白鰭豚時所用，研究人員越來越少，研究經費和編制也難申請。長隆是國內不多的愿意投入研究人工繁殖，且實力較強的海洋館之一。

據橫琴長隆官微，從今年開始，廣東省長隆慈善基金會將連續五年，每年捐贈100萬元，用于長江江豚的保護、救助與繁育等工作。長隆海洋王國副總經理李湛偉稱，長隆為江豚建設了超過2000立方的水池，并配備了幾十人的研究團隊和一流的設備，并著手為江豚繁育做準備工作。

趙依民認為，在國內，江豚人工繁殖研究工作面臨技術、資金和專業人員等因素的制約，研究進展緩慢。全人工條件下僅偶有成功繁育的案例，且均屬于在人工條件下的自然繁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人工繁殖。“因此，我們另辟蹊徑，借助海洋館相對成熟的技術力量、標準化的設施以及資金保障，加快推動江豚人工繁育研究工作。”

此外，海洋館能發揮科普教育作用。“要讓一個物種保得住，一方面技術、資金要跟得上，另一方面公眾認知要跟得上。一代代的孩子們需要認識江豚，再通過江豚等水生生物認識長江生態現狀，才能更好的理解和參與長江大保護。” 趙依民說。

江豚會變成海洋館的“搖錢樹”嗎？

90后湘妹子蔣憶仍記得，2014年第一次見到江豚的場景。當時她在環保組織做志愿者，和同伴乘船來到江西鄱陽湖上。霧氣很大，船只行駛到一片水域時，霧卻散開，有如奇跡。“幾十頭江豚突然出現，在水面此起彼伏，十分壯觀。”蔣憶深受震撼，這個場景成為她與江豚結緣的開端，也成了一直鼓舞她的美好愿景。此后，她發起了江豚保護行動網絡，并在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錢塘江江豚保護基金擔任副秘書長。在她看來，江豚是屬于長江的淡水哺乳生物，最好的保護就是棲息地的保護，而送往水族館并不是江豚保護的需求，且有諸多不確定性。“一旦開了水族館人工飼養的口子，難保不會有更多企業去申請遷入江豚，以營利為主的企業是否能承擔物種保護的責任？此外，還涉及到動物表演、環境適應以及是否能放歸野外等問題。”

一位研究鯨豚的科普博主：如果遷出的目的地是海洋館，對于江豚個體來說，有限的人工環境是無法讓它們的自然行為得到充分發揮的，例如捕食這一行為就很難再發展。而生理上，諸如江豚每日的運動量、直線游動等需求也很難被滿足。“江豚也是群體性很強的動物，當和族群分離且在一個非自然環境永久生活，心理受限和壓力是很具體的問題。”

媒體注意到，遷入館內的江豚會在一定程度上被展示給公眾。據場館內的展示牌介紹，新建的江豚展區配備有用于江豚親子課程與活動開展的江豚學堂和江豚科普課程與互動等活動開展的江豚接待室，總面積達163平方米。

目前，海洋館已遷入的長江江豚，會用于表演營利嗎？利弊得失如何考量？

“這些江豚只能用于科普宣教和科學研究。”農業農村部長江辦副主任趙依民告訴媒體，在“江豚入館”之前，已明確規定海洋館不允許馴化或將江豚作表演等商業用途。同時規定，江豚及其后代都歸屬國家。

趙依民強調，管理部門會定期上門檢查、評估江豚的飼養繁育情況。“在評估過程中，如果發現海洋館在江豚管理方面有問題，會責令其立即改正，如果認為該環境已不適合江豚生長，可以隨時調走。”此外，海洋館需要為江豚準備通過科學論證的相應場館和設施；組建專業團隊和技術力量保護江豚。“每年要有專項資金投入，只能干（江豚保護）這一件事情。”

入館江豚的挑選標準是什么樣的？趙依民表示，他們希望選擇的江豚除了具有獨立生活的能力以及健康的體質，還應具備繁殖條件。在選擇江豚的數量、遷移方式和海洋館挑選上，都做了大量論證。他們會將海洋館內人類活動對江豚的影響降到最低，但也不可能一點都不體現海洋館的企業效益。“這樣的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需要在企業利益和江豚保護之中，尋求一個平衡點，將江豚（保護）的利益最大化。”

在江豚遷入海洋館的利弊上，趙依民談到，海洋館在鯨類動物的人工繁育方面經驗豐富，且能向社會公眾進行科普教育。但同時，江豚是淡水生物，其人工繁育技術和其他海洋動物存在差異。“因此，我們從長江流域有關科研單位調派了專家，將利用這一科研平臺進行長期研究，嘗試解決江豚人工繁育所存在的問題。”

農業農村部長江辦資源環保處處長婁巍立接受央廣網記者采訪時表示，江豚的每一次遷地、每一個步驟都必須小心翼翼。且不是所有江豚都適合搬家。“在遷地過程中，我們每遷一頭江豚，都建立了江豚的種群譜系。這個譜系很重要，讓我們知道這頭江豚去哪了，它的父母是誰。同時，對新出生的幼豚或者正在哺乳的母豚我們是不遷的，也是為了保護當地的種群。”

遷入海洋館是“最后屏障”還是“本末倒置”?

此次江豚遷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利用海洋館平臺突破人工繁殖瓶頸。

目前，江豚保護主要有原地保護，遷地保護和人工繁育三種渠道。其中，長江干流及兩湖建立了東洞庭湖、鄱陽湖等8處原生地自然保護區，長江故道建立了何王廟、天鵝洲、西江3處自然遷地保護區和1處半自然遷地保護區。

而在人工繁殖方面，主要是在武漢白鱀豚館、天鵝洲網箱、西江網欄的人工環境中建立了3個繁育保護群體，以及在實驗室條件下開展離體細胞培養和保藏等。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凱5月11日在接受央廣網采訪時認為，對于處于極度瀕危的物種而言，實現人工繁育是避免物種滅絕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保護物種滅絕的“最后屏障”。劉凱說，如果人工繁育沒法解決，那瀕危物種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堪憂，“這也是科研單位和水族館需要進行聯合攻關，重點解決的研究方向。”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員王丁則認為，不能指望人工繁殖能拯救物種，就地保護才是根本之策。他說，這和江豚的習性有一定關系：江豚是水生哺乳動物，一胎只有一個，而且孕期很長，可長達一年，哺乳期大約半年。“雌性江豚可能終身跟母親生活在一起。”這意味著，很難指望人工繁育帶來江豚種群大幅的增加。江豚的人工繁殖更大程度上是一項科學研究工作。“通過創造人工飼養條件，在我們了解這個物種之后，再將經驗應用到我們對野外江豚的保護工作中。這是一個最根本的目的。”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王放接受采訪時認為，保證瀕危動物能在野外生存、繁殖，才是最重要的。將瀕危野生動物遷出，一定不能突破“破壞野外種群”的底線。六頭在一千多頭的總數中可能不是一個顯著的數字，但在其所分布的區域來說，每一個個體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海洋館如果想維持人工環境下江豚種群發展，需要獲取足夠的個體數量，并讓親緣關系比較遠的個體參與繁殖，這導致他們可能會進行更多的野外捕捉，影響是長期的。王放說，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說，通過人工圈養的方式獲取數據，確實能對了解和保護物種有一些幫助，但這種研究需要滿足一定前提，海洋館或公園如果要進行人工繁殖，需要向外界公開其科研成果、科研設計以及詳細的科研計劃，證明他們的能力和目的是可信的。

從野外種群維系的角度出發，雖然通過人工飼養和對環境的改造，動物確實可以在動物園或者海洋館里生活，但很難再回歸野外。王放提到，野化放歸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工程，通常會盡可能避免讓需要野化放歸的個體在人工環境停留過長的時間。在放歸野外前，科研人員需要重新教會動物如何捕獵、繁殖和維系種群。有些動物即使經過長期訓練，能在野外生活和繁殖，但種群仍然維持不到下一代。此外，目前還沒有海洋公園、海洋館讓人工環境下的鯨豚成功重返野外的案例，這也是擔憂所在。

有業內人士也指出，江豚的野化放歸是十分艱難、漫長的工作，有很多風險需要規避。即使是把江豚從保護區釋放去自然環境，也需要慎之又慎，需要在放生區域建立攔網，觀察江豚是否能適應長江環境。“在流水里捕魚，和在靜水中捕魚是不一樣的。”該業內人士表示，說到底，江豚最后還是要回歸到長江里的，即使是遷地保護區，也只是一個過渡階段。

蔣憶團隊此前申請并整理了2008年到2016年12月251頭江豚的死亡原因數據，發現非法漁具致死、螺旋槳致死、餓死、受傷致死有65頭，占比67%。這說明，水域環境對江豚生存影響較大。十年禁漁之后，這些數據明顯下降，江豚生存環境得到了比較好的改善。她認為，天鵝州保護區、鄱陽湖、洞庭湖等水域江豚的繁殖、增長都很穩定，從長期保護的角度來看，江豚等動物瀕危的原因并非是繁育問題，而是環境因素。

江西省科學院生物資源所副所長戴年華研究員對《科技日報》表示，加強棲息地保護可以和人工繁育試驗并行，兩者并不矛盾。“長江江豚就地保護一定要做，等到種群數量太少再去拯救的話，一切就太遲了。”戴年華說，人工繁育試驗的目的，從長遠來說是野化放歸恢復種群，但更為現實的意義，是加強對物種的生物學和生態學研究，為野外物種的繁殖和保護提供指導。“生活在長江干流的江豚種群數量還在下降，（現在）只能說可能滅絕的時間延緩了。我們要謀劃得更為長遠。”戴年華說道。

保護之路的喜與憂

長江江豚保護之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經歷種群的銳減、保護區的建立、“ 長江大保護”“十年禁漁”等政策，到2017年，長江江豚種群迅速衰退的趨勢被初步遏制，但仍處于極度瀕危狀態。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員王丁說，江豚保護之路一開始是孤獨的，科研人員一度流失嚴重，“研究江豚過程中，自己差點成了‘瀕危動物’。”后來，越來越多人和社會力量參與到江豚保護，近幾年，長江、鄱陽湖、洞庭湖沿岸成立了很多民間保護機構，對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科院水生所第一次往湖北天鵝洲故道引進了5只長江江豚。”王丁說，此后他們發現，江豚不僅能在天鵝洲故道自然生活，而且能自然繁殖，不需要人工干預。這個結果讓他們十分鼓舞。“今年剛剛完成最新的一次考察，該保護區約有100頭左右江豚。”

但由于人類活動影響，江豚總數量一直在下降。上世紀90年代，長江江豚數量在2700頭左右，2006年下降到1800頭左右，2012年江豚數目在1045頭左右，2017年江豚數目在1012頭左右。“2017年的數據和2012年的數據相比，沒有明顯的下降，也就是說，過去提出的短期保護目標——遏制江豚種群快速下降的趨勢已經初步達成。”王丁說。

蔣憶也對江豚保護中的變化印象深刻。2013年起，蔣憶作為志愿者在洞庭湖和當地漁民一起參與江豚保護。三年后，她去往當時江豚保護者相對較少的江西鄱陽湖，并發起江豚保護行動網絡，成立多個護豚隊伍。

“白天巡湖時，船只都無法走開，水面密密麻麻全是‘迷魂陣’，大的漁網可以拉到幾公里長。”蔣憶說，當時的鄱陽湖非法捕撈仍然猖獗，他們發動了很多公益團隊進行巡護、舉報。直到2019年左右，在政府和民間的發力下，非法捕撈的現象已經大大減少。在這期間，蔣憶也意識到，江豚保護有其復雜性，需要統籌江豚、漁民、當地漁政部門等多方利益。

2016年，洞庭湖江豚從80多頭增長到100多頭，鄱陽湖江豚數量穩中有升，于2017年達到457頭，占長江流域江豚總數的一半。這對于蔣憶等志愿者們來說，都是保護之路中令人欣喜的一面。“同時也證明，棲息地的保護，對物種保護的成效是顯著的。”她說。

在“長江大保護”的總體戰略下，2021年1月1日起，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全面實行十年禁漁制度。趙依民說，正如長江十年禁漁，“退漁”不是目的，保護長江水域生態環境才是目的。保護江豚這一指示性物種也是全局性工作，最終是通過保護江豚推動保護長江水域生態環境。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王放也認為，物種不是孤立的，而是處于整個生態環境鏈條中，和棲息地相互作用、息息相關。“大熊貓是這樣，江豚也是這樣。對于普氏野馬、熊貓來說，延續野外種群的方式是保護草地和山林，對于江豚來說，更重要的是維護好長江的生態環境。保證一個物種在野外長久生存的唯一底線，就是保護棲息地。”

談到“原棲息地保護是最理想的狀態”時，趙依民表示，目前，理想和現實仍有差距。一方面，通過長江大保護和十年禁漁等舉措，長江水域生態環境確實在變好，但（向好）變化是長期的過程，并非一腳踩下去環境惡化就會剎車，仍會沿慣性往前走一段距離。而對于江豚來說，目前只能說是遏制了其種群快速衰退的趨勢，但這種衰退尚未逆轉，種群數量極度瀕危的現狀沒有改變，保護形勢依然嚴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極端保護主義傾向，野生動物生活環境達到完全的“理想”，人就沒有了發展空間。保護物種的同時還要考慮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這二者之中找尋平衡，才是長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