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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恐龍還要古老的海洋生物鱟，因其藍色血液對醫藥研發的價值而被大量捕撈。升級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能否使它免于滅絕的命運？

8只，這是環保組織美境自然6月14日在廣西防城港市漁洲坪上解救出來的鱟（音同“后”）的總量。它們當時正被困在當地漁民布置的地籠網中，尾巴被網緊緊纏住，有些甚至已被纏斷。

被困住的中國鱟和圓尾（蝎）鱟在今年2月剛被列入中國《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后稱《名錄》），成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

鱟在四億年前便活躍在海洋中，遠早于恐龍。繁衍至今，鱟仍基本保留最初的外部形態和生活習性，被人們稱為“水族活化石”。它特有的藍色血液能精確快捷地檢測出內毒素——一種對人體有害甚至能夠致死的細菌成分。醫藥界無論是生產用于注射的藥物和生物制品，還是使用醫療器械，都需要進行內毒素檢測以保證安全。鱟血試劑是全球通用的、官方認定的內毒素基本檢測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大量疫苗和療法的開發更是推高了對內毒素檢測的需求。

不過，由于鱟的生長周期太長，達到成熟需10年以上，養殖成本過高，目前只能使用野生成鱟進行采血，加之海洋生境破壞和過度捕撈等威脅，近幾十年來中國境內的鱟數量急劇下降。

被列為二級保護動物后，食用鱟的行為將得到遏制。但取鱟血的活動將受到何種監管現在還不明朗。保護升級是否能扭轉這一古老物種在中國的命運？目前仍有待觀察。

“二級重點保護”意味著什么？

作為中國最高層級的環保法規之一，《野生動物保護法》（“《野保法》”）是很多珍稀野生動物的最后保護屏障。被列入《野保法》框架下的重點保護名錄，往往意味著物種命運的轉機。

但對于鱟來說，升級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的影響卻有些復雜。

在《名錄》更新之前，中國鱟已經在福建、廣東、廣西、江蘇等省份被列為省級重點保護動物，升級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所帶來的監管改變因省而異。

從捕撈管理方面來看，過去在廣東、江蘇、福建三省捕撈鱟，只需依法取得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核發的捕撈許可證，并且服從限額管理即可。但升為二級保護動物后，捕撈許可證的核發單位升格為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這意味著捕撈許可的申請門檻會變高。

但在鱟的主要棲息地廣西壯族自治區，鱟作為當地的重點保護動物，其實一直被要求按照國家二級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的規定來辦理特許捕撈證。因此，此次升級對于鱟在廣西的管理似乎并沒有很大影響。但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物種生存委員會鱟專家組成員林吳穎認為，正式成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后，廣西在鱟的捕撈限額審批上可能會比過去更嚴格，捕撈量的上限會降低。此外，漁業部門對捕撈鱟的公司的資質審批也將會更嚴格，會更謹慎地給公司發放捕撈許可證。

保護升級后，非法捕撈鱟可能面臨更嚴格的懲罰。在廣東、江蘇二省，獵捕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罰款上限比省級保護動物更高。此外，無論保護級別提升與否，如有違法捕殺以及不按捕撈許可證的規定捕捉鱟的情況，捕撈者都會被沒收捕獲物、捕捉工具和違法所得，吊銷捕撈證。

《野保法》對于一二級保護動物在科研、藥用等“特殊情況”下的使用也做出了規定：出售、購買、利用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應得到省一級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的批準。這可能意味著對鱟血利用的監管升級。此前，福建省的廈門鱟生科公司就曾在2018年的年報中提到，公司上游供應商存在收購鱟及采集鱟血行為，但因為中國鱟未被列入《名錄》，供應商無需、也無法辦理收購相關審批證件及手續。但在新的保護等級下，省級監管部門具體如何發放利用許可，目前并不清楚。財新周刊在5月的報道中指出：“有關部門對生產鱟試劑企業的具體政策尚未明確，廠家需到[今年]6月才可提起申請，確定如何在現有法規下利用鱟資源。”

鱟血利用不會驟停

盡管法規調整尚未完全落定，但對于鱟的保護升級，企業迅速做出了反應。

《名錄》更新一個半月后，中國五大鱟試劑公司之一的湛江安度斯生物有限公司發表公開信，宣布在今年內停止供應數種對鱟資源消耗最嚴重的鱟試劑。同時，該公司向客戶推出了兩款新方案：一是使用動態顯色法試劑，二是凝膠法產品mGEL。這兩種新方案對于鱟血的消耗量都更低。

湛江安度斯的公開信發布后，福州新北生化工業有限公司和廈門鱟試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聲明不會停產同款產品，但也表示會繼續研究能減少鱟試劑用量的檢測法和儀器。

鱟血試劑被用于細菌內毒素檢查，最早由美國科學家在1956年發現。到1980年，美國藥典（USP）首先收載了使用鱟血試劑的細菌內毒素檢查法，隨后，歐洲藥典、日本藥局方、英國藥典、中國藥典等也相繼收載了該方法——這標志著，鱟試劑法成為了全球通用的、官方認定的內毒素基本檢測法，醫療安全依靠鱟血來保障，藥品的生產離不開鱟血。

全球共有4種鱟，分別為中國鱟、美洲鱟、馬來鱟和圓尾（蝎）鱟，其中中國鱟和美洲鱟可用于鱟試劑生產。中華鱟主要集中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美洲鱟主要分布于北美東海岸。

根據環保機構奧杜邦學會旗下雜志的一篇文章，在正常年份，制藥公司估計要進行7000萬次細菌內毒素檢查。疫情影響下，大量的疫苗和療法正在開發中, 內毒素檢查的需求也在飛速增加，這意味著鱟血的需求也會大幅上升。

但在中國，上升的需求撞上了升級的保護，如何在《野保法》框架下調和鱟的保護和醫學利用成為了行業密切關注的焦點。關于野生動物藥用的管理，《野保法》中僅提到一句：“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但有動物保護相關專家告訴中外對話，這句話主要針對的是中醫藥中的野生動物利用，而鱟是被采血用作試劑，藥用和試劑的管理也有區別。

替代鱟血？

除了減少鱟資源的消耗，鱟血試劑是否有被替代的可能？醫藥界目前不能給出百分百肯定的回答。

早在2003年，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丁玲（Jeak Ling Ding，音譯）就已經研制出使用基因工程制造能替代鱟血的重組C因子（rFC）了。醫藥行業相關人士告訴中外對話，相比鱟試劑因鱟的個體差異可能導致生產批次差，重組C因子有固定的序列，更穩定且耐干擾，此外，它還具有特異性更強、可持續供應等優勢。但直到現在，重組C因子仍在《中國藥典》2020版的附錄中，這意味著重組C因子測試法在中國依然沒能獲得和鱟血測試法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是作為它的下位替代品而存在。

在安度斯發布聲明之后，醫藥行業意識到了鱟試劑面臨的問題，重組C因子產品的銷量應聲而漲。“鱟被列入二級保護動物后，大家不得不考慮去做后備方案。”上述人士稱，“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評估和使用重組C因子法。不敢說未來能完全替代鱟試劑，但相信重組C因子法將會成為內毒素檢測的主流方法。”

為鱟“改命”還需加強監管

在鱟血試劑沒有完全被替代之前，林吳穎指出，一方面要加強鱟的科學研究，根據科學數據來制定每年的捕撈限額，另一方面，相關管理部門可以繼續加強對鱟的捕撈、利用、放歸的監管。

“頒發捕撈許可證需要有依據，我們要知道有多少鱟是可以利用且不會影響野外種群的，但是國內相關數據還比較缺乏。”林吳穎對中外對話說，在七八十年代以及2000年前后，曾經有小范圍的種群數量普查，用底拖網捕撈的方式評估野外種群數量。但是現在，鱟的密度已經低到了一定程度，即使放更多的底拖網下海捕撈，效果依然微乎其微，難以估算出鱟的種群數量，而且這種損傷式的調查方法還會破壞海床，對海洋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目前國內僅有少數地區做了幼鱟的密度調查、鱟在實驗環境下的產卵孵化率及死亡率等，以此來側面反映野外種群現狀，但這些數據都是間接的，科學依據不足。

多個研究顯示，即便沒有了鱟取血，眼下海岸帶圍墾、沿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灘涂養殖等，對鱟棲息環境的破壞，也已經讓鱟的生存變得越來越困難。

雖然升為二級后，濫捕濫殺鱟可能面臨牢獄之災，但是對開篇這樣的非法漁具造成的鱟死亡其實很難監管。這些漁具并非針對鱟而設計，漁民也沒有動力去解救被纏住的鱟。立足廣西本土鱟保育的美境自然發文指出，潮間帶非法漁業問題乏人問津，其影響范圍、累及物種、利益相關方、解決途徑等，需更多科學調查。

[作者：高白羽，中外對話研究員。她擁有美國雪城大學計算化新聞學碩士學位。]